项庄想要迁都的念头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项庄之所以决定要迁都，并不是因为秭陵的格局太小，事实上，秭陵背山依山、龙蟠虎锯，作为国都那是绰绰有余，而且秭陵还是一座新筑之城，发展潜力巨大，周边拥有大量的土地可供扩充，既便再增加五十万人口也能承受得了。
但是秭陵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过于偏安东南一隅。
如果楚国仍只有江东四郡，那自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九江郡、荆襄四郡、巴蜀二郡以及梁地五郡先后纳入楚国，尤其是汉国再将三川郡割让给楚国之后，秭陵作为楚国国都的劣势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最大的劣势就是距离中原太远，如果中原有个突然变故，譬如汉军出兵函谷，或者齐王称帝之类的，由于相隔太远，楚国的反应难免就会慢上半拍，等楚军从秭陵过去，没准黄花菜都已经凉了，很容易错失机会。
华夏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将大明帝国的国都从南京迁往北京？难道他就不留恋南京的繁华和烟云么？难道他就很偏爱北京的风沙么？当然不是，朱棣大帝之所以决定迁都，就是因为南京距离九边太远，当北元寇边时朝廷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项庄不敢以明成祖自比，却也知道将楚国国都从秭陵迁往中原的必要性，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绝非人力可以逆转。
而且，将国都从秭陵迁往中原还有个莫大的好处，那就是能够极大地带动中原地区尤其是梁地五群的发展，自秦末乱起，梁地五郡久经战火，再加上梁王彭越、齐王韩信都不善于治理国家，导致整个梁地人口锐减、百业调蔽。
秦始皇时期，梁地五郡的人口曾接近千万，几乎占到秦帝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现在，梁地五郡的人口甚至已经不足五十万，曾经村镇林立、鸡犬相闻的中原大地，现在却是一派“路有白骨，千里无鸡鸣”的末世景象。
梁地破败到了如此程度，仅仅依靠朝廷的鼓励和引导，根本无法促成江东、巴蜀等人口密集区向梁地移民，因为江东、巴蜀的人口虽然稠密，却也没有稠密到容纳不下的程度，两地百姓宁愿开山垦荒，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充填中原。
普通百姓尚且如此，那些富豪大户就更不用指望了，他们宁可花大价钱在江东、巴蜀置办大片大片新垦的劣田，也不愿意花小钱去中原置地，关键那里没什么人啊，没人就请不到佃农，没佃农再好的土地也得闲着，那不糟蹋钱么？
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梁地很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能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将国都迁往中原，那情形立刻就不一样了，国都一旦迁到了中原，整个国家机器也就迁了过去，这就意味着衙署、太仓、太学等机构都将迁往中原，更意味着数量庞大的禁军将士、勋戚贵胄都将举家迁往中原。
现在的楚国，最富有的阶层是谁？不是太学出来的士子，不是经营工坊的坊主，甚至也不是经商的商人，而是战功卓著的禁军将士，还有勋戚贵胄，别的不说，当年项庄奖励战功加抚恤阵亡将士，一次就发放了上百万两黄金！
像毕书、高初、庞钰、蒙殛这几个国公，项庄一次就赏了上万两黄金。
勋戚贵胄是真的很富，譬如魏国公高初，仅在秭陵东郊就拥有良田万亩，庄园十处！其余几个国公也是不遑多让，禁军将士的个人财帛和田产当然比不上勋戚贵胄，但是他们人多啊，六万禁军相加，那是何等规模？
根据楚国法令，所有侯爵以上勋戚都必须留在都城，高初、庞钰虽然不在都城，但他们的府邸、家人都在，也就是说，一旦项庄将国都从秭陵迁往中原，也就意味着秭陵城内的上百个侯爷也必须得跟着举家迁往中原。
上百个侯爷、六万禁军去了中原，依靠他们为生的工坊、商户自然也得跟着去，大量的工坊、商户迁去了中原，必须得有人种地提供口粮吧？如此一来，在梁地五郡种地顿时就变得有利可图了，江东、巴蜀的贫苦人家就不会再守着故土不走了。
总之，迁都可以极大地带动梁地的发展，更可以就近应对各种状况。
不过，究竟是将国都迁往大梁还是迁往洛阳，项庄还有些举棋不定。
迁都大梁的好处是更能带动中原的发展，因为大梁是真正的中原腹地，但是大梁的劣势也很明显，因为大梁城已经完全崩坏，如果迁都大梁，就相当于要重筑一座王城，还要修缮王宫以及各类衙署，工程量太过浩大，而且耗费时日。
洛阳的优势是城池完整、屋舍完好，王宫及各类衙署均能因陋就简，也就是说，洛阳很快就能迁过去，不像大梁城，没有个三五年的修缮别想成行，而且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洛阳左扼函谷，右据虎牢，又兼有河水天险，要比大梁安全得多。
但是说起对梁地的带动效应，洛阳比大梁就要打个折扣了。
项庄正难以取舍时，侍者进来禀报：“大王，太尉、令尹、军师还有上大夫到了。”
作为一个穿越众，项庄绝对长不上一个勤政的国君，旬日大朝是免不了的，不过除此之外，项庄就鲜少上朝理事了，若真有什么需要他亲自处理的大事，项庄也更喜欢召集少数重臣在上书房内召开御前会议，譬如这次关于迁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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