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人群外一阵骚动，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堆公人，穿着一身衙门里的公服，大概二十几个人，一个个攀着刀，把祠堂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些个村民一个个满脸惊恐，唯独陶建一脸阴笑。
小美女一看陶建的表情，自然是知道他的帮手到了，她刚想上前，却被张子云一把拽住，那小美女疑惑了一下，然后发现自己的手臂被他拉住，脸上立刻飞出了两朵红晕。
“先瞧瞧再说！”
那小美女绯红着脸，也不说话，便就退在他身边。
这些公人围拢过来之后，又来了一顶二人抬的软顶小轿，轿子放定，从里面钻出来个穿着官服的老头，看打扮，像是本地的知县，肥头大耳，身材肥硕，他站在公人身旁，先看了看祠堂周围的形势，略有些奇怪，胖脸上那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半天，目光最后落在了被围在中间的张子云一行人。
那目光可不是什么善良的目光。
张子云知道，陶建从刚才就敢硬怼他这个军户，八成就是官府有人了，官府和地方宗族勾结，在这个时代，几乎是家常便饭，
在中国古代，因为国家行政力的限制，作为国家行政的补充，往往需要与当地形成的宗族势力做出妥协，地方宗族势力拥有一部分行政权，而官府则利用地方宗族势力完善对于地方的行政和控制，依靠这些地方宗族，完成对于地方的控制。但是，这些地方宗族势力往往也是帝国最为直接的敌人，他们和当地的官员相互勾结，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实际的拥有极高权力的利益体系，成为类似独立的小王国，所谓天高皇帝远，这些高度自治的小王国在帝国的前期中期都是帝国镇压和警惕的对象，到了帝国的晚期，就会发展成实际的地方割据势力。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地方豪强的镇压，瓦解几乎是行政的主流，强力的中央朝廷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势必处于压倒性的地位，但是一到晚期，由于中央权势的衰弱，地方官员和豪强宗族的勾结就越发严重了。
大明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
陶建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他在两个青壮的搀扶之下来到了老爷的面前，两人寒暄了片刻，那陶建便在老爷那里嘀咕了几句，说的那官老爷不停点头，等话说完，那陶建满脸得意地向那官老爷行了一礼。
那胖老爷也回了一礼，接着抖了抖身上披得那件灰色大氅，缓缓走到了人群之前，冲着张子云道：“本官乃是本县县令陶远，尔等是从哪里来的破落军户，敢到本县地界撒野，也不怕本县告上兵部。”
张子云差点没忍不住笑，他走上前去，抱拳道：“县台大人，在下只是路过此地，并未撒野，只是那边那位陈老先生，在此地召集族人，要赶这位夫人出村不说，还收了她家的田地，这种事情，既不报备县里，也不等府台乃至户部决定，就要妄自决定大明百姓的去留生死，这种扰乱地方民政的罪过该谁去担大人应该比我清楚吧。”
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一直都是朝廷最为关切的问题，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朝廷往往会在律法之中明确规定程序办法，务必报至朝廷批准，但是，私底下的土地兼并几乎时刻都在发生，像这样宗族内部私下处议族人的田产，县中豪强巧取豪夺百姓田地，各地都极为普遍，但是实际上从律令条文来说，是违反刑律的，尤其是这样不报备朝廷的土地兼并，明显不合条律，只不过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又有几个懂大明律？就算是有懂大明律的，一介平民如何对抗得了官府和地方豪强？
在封建社会，司法这两个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太过遥远，一是那时可没有什么系统的普法教育，所以普通人懂得律令的少之又少，而乡中识字的秀才举人往往都是士绅们的食客，能为乡野村夫，普通百姓出头的少之又少。二是虽然中央司法较为独立，御史台、刑部、大理寺有一定的独立系统，但是地方上就没有什么司法独立的讲法了，县府拥有审判和决议的所有权力，自审自判，虽然也有上告中央的权力，但是所付出的成本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承担的。因此，尽管《大明律》的条文大多清楚公正，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刑不上大夫，法不能制豪强”。
为了弥补这种弊端，朝廷利用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负责监督地方，汉唐明派出诸如刺史、巡抚、检查之类类似巡视小组的单位派往地方，但中央耳目再多，派出的御史巡查再严密，也不可能管住所有人，因此帝国制定的刑律很多都无法到达底层。
所以在这些百姓来看，陶建能够决定于氏的去留，决定她家的田产归属，实乃天经地义，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实际上这是违反大明律的。不过张子云心里也清楚，光靠自己的口舌是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的，因为这就不是一个用口舌可以解决问题的时代，不过这些话拿来拖延时间是没有啥问题的。
那县官被张子云这一堆话塞得不知道该答些什么，似乎他对大明律也不是那么熟悉，便回头唤来了一个师爷低声询问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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