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尾寿造中将经历了摧枯拉朽打败宋哲元、韩复榘的辉煌，也经历了被杂牌军死死挡住的被迫转进的羞辱，回到国内一直在研究中国军队的组成和战术，在他看来中国军队庞杂落后，编制、装备、训练虽有差别，战斗力却大同小异，关键是看指挥员的意志品质。
他前面遇到的是保存实力的宋哲元、韩复榘，后面很不幸碰到了敢打仗的李宗仁，敢拼命的王铭章、庞炳勋、张自忠、孙连仲，就像冈村宁次一样前面碰到徐源泉、杨森、张发奎作战意志薄弱的后面碰到敢于主动出击的陈海松、陈诚，像莲沼蕃一样前面碰到蒋鼎文、桂永清、马鸿逵、毛炳文等训练松弛的后面就碰上准备充分的叶剑英、萧劲光的八路军精锐部队，战场的形势马上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军队里是有能打仗的将领的。
被发配到中国战场虽然是一个不需要承担战场责任的幕僚长位置，毕竟是关心帝国命运和皇军成败的老军人，不可能彻底袖手旁观。到任后派出大批情报部、特高课人马深入到几大战区了解对方司令部人员的情况，对方指挥员的作战经历、作战方式、生活习性，从中分析他们可能的作战意志、作战部署，做出有针对性的作战安排。
经过分析他认为当前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两位主将李宗仁、陈诚都是坚定地抗日分子，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余汉谋的第四战区、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兵力薄弱、战意不足，毫无战斗力。皇军不应以占领武汉、广州为目标，而是要通过会战消灭掉敌军庞大的兵力为作战目的，哪怕时间拖得长一点、战况激烈一些也应坚决执行。
他提出集中全力从保守、薄弱的第三战区突击到平阔的南昌，停下攻击步伐，吸引第九战区主力，武汉、长沙的战略预备队，甚至是第五战区的主力在此决战，从而借助空中地面火力消灭江南中国军队主力的攻略计划。完成了这一任务，从侧后方打破九江防线、沿湘赣铁路突入湖南、沿长江进入江汉平原、沿平汉线突击信阳、洛阳才有了实施的基础。
他对大本营这个急于求成、毕全功于一役的攻略计划是有意见的，攻击距离过长、面对的敌人兵力太大，皇军虽然出动了40多万陆军，两个舰队的海军，500余架飞机，却分布在四个战场上，很难形成压倒性优势，即使能拿下南昌、信阳、九江、武汉，也只能是击溃战，无法聚歼其主力，如果对手集中兵力对一路皇军采取诱敌深入、重兵合围之策，弄不好就会打乱整个作战计划，华中方面军苦心经营的还是一个虎头蛇尾、损兵折将的败局。
他把自己的顾虑给多田骏、山田乙三做了汇报，但是两人都认为这样宏大的战略布局需要过人的胆略和战场组织能力，而国民党军队中从蒋介石到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诚都不具备。皇军四路近50万人的战略性进攻会吓坏他们，惊慌失措之下首先想到的是堵截、堵截不住就是后退、后退就会演变成为溃败，皇军只需要发挥出空中优势、地面突击能力，咬住他们的主力果断地不停顿地追击就能让他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陷入混乱、崩溃。
再者说，广东的攻击、潢川的攻击、九江的攻击，一个比一个凶猛，接连发动会让中国统帅部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兵力的调动造成南昌一线的空虚，13军可以一举突破到九江防线身后，与11军联手围歼第九战区主力，顺势向赣南、湘北、鄂东用兵，再与第2军协作足以在运动中重创仓皇撤退中的各路中国军队，减少阵地战的巨大消耗和人员伤亡。
对此他虽然感到些许遗憾，可也明白军部最在乎的是夺取中国临时首都武汉这样象征性的震撼性的胜利，任何一个国家首都、临时首都接连被攻占，其耻辱是巨大的，对其军民抵抗意志的打击更是巨大的，明智的文明政府应该会选择投降认输，很没脸面再次迁移首都。
不过他认为军部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愿望太一厢情愿，很难达成。因为东方人的坚韧无赖是出了名的，不到最后彻底绝望之时绝不轻易拱手称臣，中国历史上连续迁都的政权不在少数，抱着一丝幻想苦苦挣扎的皇帝比比皆是，熬到翻身扭转败局的也大有人在。
性情刚毅、思想顽固、恋栈权利的蒋介石只要还有足以安身的地盘、足以自保的军队，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权和统治。偏偏军部大佬们看不到中国人骨子里的倔强、骄傲、坚韧，急于结束中国战事，找不到结束战事的关键环节，势必陷入长久的僵持对抗当中。
他面对群情激奋、跃跃欲试的将领们不好再泼冷水，这个作战计划虽不完美足以保证打下武汉、振奋国民精神、宣示皇军的强悍。他把具体的方面军战役部署做了说明后，提出华北方面军应继续保持攻势，尤其是大同战役结束，应调整部署向皖北、苏北八路军施加压力牵制第七战区部队远离长江沿线，策应华中方面军不受大的干扰实施武汉攻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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